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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献忠暴行:小孩蒸了吃 妇女尽让士兵奸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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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5-9-5 13:56:50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  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,后于1644年10月6日在成都称帝,改元大顺,建立大西政权,自称老万岁。张献忠称帝后,立即与道教供奉的梓潼帝君张亚子联宗,说自己是张亚子的后代,借以抬高身份。张亚子是东晋人,曾长期居住七曲山,晓诗书,精医术,为贫苦乡民诊病施药,排忧解难,敬老爱幼,扶危济困,深受百姓爱戴,死后百姓建此庙以纪念。唐代封为英显王,元代称为文昌帝君。明清全国各地建文昌祠,因为文昌帝君发祥于梓潼,故又称梓潼帝君。崇祯年间,张献忠几次率师过梓潼,听说了张亚子的故事后就表示,倘若我打了胜仗,当为文昌帝君重修庙宇。张献忠占领成都后,立即发银五万两,役夫数千,兴修大庙,金碧辉煌,题为“天圣神祠”。张献忠亲自题诗:“一线羊肠游天堂,此处万世永无忧;神来仙来仙是神,世世流传与天休。”又一首曰:“高山有青松,黄花生谷中;一旦冰雹下,黄花不如松。”堪称典型的歪诗。同时,张献忠追奉文昌帝为太祖高皇帝,以文昌庙为张献忠家庙。

  成都城开始大兴土木,蜀王府里进行大规模装修改建,做为新朝的王宫。任命了左右丞相,六部尚书。又将义子四人加将军衔,封第一子为平东将军,令率马兵征服山东、辽东、高丽、东洋诸国;封第二子为服南将军,征讨南省及暹罗、东京、西贰、南洋、斐利该等地;封第三子为定北将军,征伐北省诸地及内蒙古等;封第四子为安西将军招抚西藏、青海、新疆、外蒙各地。张献忠新衣新帽,端坐殿中,文武百官,叩拜如仪。献忠抚髯大笑:“起来吧,龟孙们,弄得还挺个样哩!”

  与大兴土木相配合,张献忠从抢来的女人中挑了300个,作为妃子,养在后宫。又阉了一批孩子当太监。仪式举行完了,接下来做些什么呢?毕竟开国了,大家该当皇上的当了皇上,该当大官的当了大官,那么就不能再像以前做“流寇”时一样,四处烧杀抢掠一下完事了。如何治理呢?

  张献忠果然改弦易辙。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调军纪。正如各种资料所反映的,张献忠建立大西国之初,军纪确实相当严明,除了抵抗者之外,并不滥杀无辜。因此,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,生产生活开始恢复,大西国开国之初,呈现一片兴旺景象。这一段是张献忠入蜀后军民相处最融洽的时期。

  张献忠当然明白他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。可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,偏偏只是历代专制统治者用过的无数统治术中最恶劣的三个办法:一是警察管制;二是暴力镇压;三是特务统治。张献忠信奉暴力。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结果。张献忠部从不像李自成部那样注重宣传、注重策略,软硬两手一起抓。他们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战斗力。他们迷信“只要有刀枪,没有办不成的事。”

  张献忠面临的第二个严重问题是吃饭问题。过去,张献忠部不存在这个问题。他们一贯是“因粮于敌”,“饥则聚掠,饱则弃余,已因之粮,不知稼穑,地生之利,未问屯种”。虽然建立了大西政权,自称建国,然而,张献忠在国家经济管理中的措施却乏善可陈。最初他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,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,不久这些钱就花光了。于是他的经济措施就剩下了“打粮”。所谓打粮,一言以蔽之,就是“抢”,放纵士兵在“国家”之内强抢。张献忠的兵马没有进行过政治训练,在过去他们没有区别过地主和农民,进了四川他们当然也不会专抢敌人,而是见粮就抢,见猪就杀,见人就绑,绑起来用火烘烤,逼他们供出所知的藏粮地点。见到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,也“杀而夺之”。张兵的名声本来就不好,张献忠入川之后,兵锋所过,大部分四川的农民都逃入山里,大片土地撂荒。剩下的农民在大西军打粮队横行之时,进行经济生产没有任何意义,“民遂不耕”,田地大片荒芜,百姓益发大量逃亡。

  张献忠的第三个问题是军事优势的丧失。在明末诸雄中,张献忠部能脱颖而出,横行天下,据地开国,最重要的因素是张献忠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。在张军中,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“马七步三”,主力部队“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”,“介马有付,去来如风,一日夜踔数百里”。每到一处,在缴获战利品队最重骡马,其他均不在意。

  因为拥有强大的骑兵,史称“献(忠)之行兵,其来也如风雨之骤至,其去也如鬼蜮之难知。故数月间或驰江北,或趋楚豫,蹂躏三省,令官兵追逐不暇,即孙子所云‘出其所不趋,趋其所不意,避实击虚’之法。将帅坠其术中而不觉耳。”速度带来主动。而“主动”是取胜的关键。张献忠一生不打防御战,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避免死守一隅,高速度地流动作战。他们没有固定不变的据点和进攻目标,从不死攻一城,他们所进攻的地区,正是明军防守薄弱的空虚地带。故能避实就虚,节节取胜。相比之下,明军则要笨重得多。他们处于明处,每个据点都要驻兵,永远处于守势,战线拉得很长,他们被庞大的后勤所制约,被起义军拖着走,要围困不住,要追追不上。然而,据地开国后,形势完全变了。

  做了皇帝,就要派兵四处把守自己的国家。不但是边境上要列重兵,每个城市都得驻兵来镇压地方上的反动势力。作为一股聚集在一起的“流贼”,张军声势浩大,然而一旦分散到四川各处,张献忠发现他的军队就如同一把米撒进大河里,转眼就不见踪影。因为无那么多兵力可分,他只能在每府每县,象征性地驻上那么千把人。甚至有的县,只有县令一个人是他派去的。张军的劣势一下子就显露出来。过去他主动,敌人被动,现在敌人处处主动,他处处被动。张军过去纵横江楚的进攻精神没有了,叱咤风云的凌厉锐气消失了,那些过去不堪一击的手下败将现在又一个个变得强大起来。

  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,军事上就出现了败势。1645年春,明将曾英突破川东防线,进入四川,攻占了重庆。张献忠忙派刘文秀反攻,亦被曾英打了个大败。一开始,张献忠尚不以为然。胜败乃兵家常事,他毫不慌张,派出人马,四出征伐。

  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了。他面对的不仅仅是明朝正规军的进攻,更可怕是他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。在大西政权的统治下,我们见到了历史书上见不到的现象:“对起义者的再起义。”看到张献忠出现败势,四川各地在富家大户和原地方官的领导下,纷纷起来,“拥众据城邑,保村落,驻山谷,据险寨者不可胜数”。“凡献忠所选府、州、县官,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,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。虽重兵威之,亦不能止也。”张献忠始而有条不紊,继而手忙脚乱,终于惊恐绝望。

  十多年提着头栉风沐雨,身先士卒,虽然艰苦,却也快意。胜也胜得痛快,败也败得干脆。如今住进了皇宫,开辟了帝业,却陷入了无边无际的焦虑烦恼之中。作为一个职业军人,他还没有学会治理国家这个需要同时处理多种事情的弹钢琴的艺术。日理万机,千头万绪,百爪挠心,心急如焚,压力从四面八方朝他一个人压来,几乎要把他压得粉碎。从各个方面传来的消息,都是警报和败绩。按起葫芦起了瓢,好不容易镇压下一处,更多的火苗又在周围燃起。最初的新鲜劲过去了,现在他越来越懒得上朝,脾气也越来越大。有一天上朝,忽然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镶满了宝石的金冠摘下来,扔到地上,用脚一顿乱踏,踩得稀烂。旁边人看得面面相觑,谁也不敢上去劝。踩完了,把旁边侍卫的大檐布帽夺过来,戴在头上,大笑道:“他娘的,老子还是戴这个舒服。”张献忠的心情不断坠向深谷,零星杀戮渐渐变成集体屠杀。平生极为厌恶官场见习,甚至对自己任用的文官,他也抑制不住厌恶之情。有一次,部下大将孙可望远征凯旋,张献忠部下的文官们按明朝官场旧例,出城远迎,进献贺礼,递“连名状”。张献忠闻知,“怒其沿故朝陋习,按名棒杀二百人”。还有一次,因一点小小过错,株杀掉了自己属下三百多名文官。有人劝他说都杀光了谁还为你服务,他说:“文官怕没人做耶?”说末路英雄张献忠已走上了嗜好杀人的变形人生之路,也许并不过分。其实张献忠本人正是以“杀人”自命并自诩的。张献忠性凶戾残暴,军中也以杀人多少论功,且杀人不分军民。“一日不杀人,辄悒悒不乐”。张献忠入驻四川后,看见小孩子就蒸了来吃,看见妇女就带回军营,让部众轮流奸淫,末了还将这些妇女的小脚割了下来,聚成一大堆,号称莲峰;然后架火烧毁这些小脚,名为点朝天烛。张献忠还“喜嗜人肉,每立其人于面前,割而炙之,一举数脔。又破黄州时,拆其城,役及女子,指甲尽落、血横流,拆罢仍杀之。”(李清《三垣笔记》)

  在杀人方面,张献忠搞出许多新名堂。比如他派遣部下往各府县出击,遇人就杀,叫做“草杀”。他还在府中养了几十头藏獒,每天集结部下朝会之时,便放出藏獒去嗅那些投降自己的前明官吏,被藏獒嗅到者立即拉出去砍头。张献忠乐此不疲,称这为“天杀”。他自己不读书,也格外讨厌读书人,认为读书人奸诈伪善。为此,他假意宣布开科举,将数千四川学子骗到青羊宫,全部杀光,尸体堆积成山。唯独留了个姓张的书生,此人才华横溢,张献忠很是宠爱,封他为状元,随时不离左右。有一天,张献忠突然闷闷不乐,对左右说:“不知道为什么,我很爱这状元,一刻也舍不得他,不如杀死了他,免得总是想着。”于是下令将张状元斩首(见《明史.流贼传》)。

  张献忠还在成都立了一块七杀碑,上面刻着他杀人如麻的理由:“天生万物以养人,人无一德以报天,杀杀杀杀杀杀杀!”对他来说,好杀人并不是他的责任,蜀人是自作孽不可活,他是在替天行道。甲申年(1644年)十一月十日,大西军驱赶百姓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屠杀。当刽子手将要举刀时,天空忽然炸响三声迅雷。张献忠怒斥苍天道:“你放我到人间来杀人,今天为什么用雷来吓我”命令士兵驾起大炮,对天空连放三炮。这一天,被杀者无数,尸首塞满了河道,九眼桥下的锦江也因此断绝。

  顺治三年(1646年),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,攻打张献忠的大西军。顺治四年(1647年)七月,张献忠撤离成都,北上与北清军作战。临走时下令屠城,并将全城放火烧得干干净净。沈荀蔚《蜀难叙略》记载说:“王府数殿不能焚,灌以脂膏,乃就烬。盘龙石柱二,孟蜀时物也,裹纱数十层,浸油三日,一火而柱折。”同年十一月,大西军被清军包围。当时张献忠正忙着在西充屠城,匆忙也城迎战,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(在今四川西充县北),一个极好享受杀人乐趣的暴徒终于被人所杀。

  张献忠死后12年(1659年),四川温江县清查户口,全县只有32户,男丁31名,女丁23名,“楱榛莽莽,如天地初辟”。这是张献忠大肆屠戮的结果。当时的民谚说:“岁逢甲乙丙,此地血流红”,“流流贼,贼流流,上界差他斩人头。若有一人斩不尽,行瘟使者在后头”。不少史学家调查研究后发现,近代四川人很少有土生土长的,几乎都是从外省迁来的。如成都周边的所谓上五县——新津、大邑、崇庆、郫县、都江堰的老四川人,就基本上由“湖广填四川”而来。

  张献忠死后,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,城内竟然找不到作衙门的屋舍,不得不临时将省府衙门改设在保宁府(今阆中县)。一直到顺治十六年(1659年),省府才迁回成都。那时全川人口大约八万,十里不见人烟。成都全城居民才数十户。闾巷不存,旧街难认,到处丛莽,兔走雉飞。有人站在南门城墙上,一天之内看见锦江对岸先后有虎13只相继走过。经历了张献忠的屠刀,四川人几乎都被杀光了。甚至也波及到一般平民百姓,例如,顺治二年十二月就张献忠开“特科”前来赴选的进士、举人、贡士,被张称为“谋图不轨”,一次屠杀至少有5000人之多。再如屠城,攻成都,数日不下,攻陷后“屠城三日,贵贱同尽。惟少艾妇女为营伍所匿者暂得免”;攻重庆时“尽屠其城。间有避匿得存得,查出复断其手”。这些当有过甚之辞。但张献忠这种“除城尽剿”的政策,显然无法真正划分顺逆的界限,而玉石不分的剿杀势必造成镇压的扩大化。另外,张献忠还杀过医僧匠役。《蜀难叙略》云:“僧道医卜百工技艺之人,或找斋醮,或考试,或兴大工之类,(献忠)悉诱之杀之。”更为严重的错误是在农民军内部的残杀。张献忠与李自成在川北与汉中地区多次发生武装冲突,以至发展到屠杀靠拢李自成的四川人。清军入关以后,大西政权成为清军、明军和地方武装攻击的主要目标,张献忠“外有强邻压境”,内有四川境内许多地方武装暴乱,自以为“蜀人负朕,恨入骨髓”,敌我不分,首从不问,自杀军士,确定军队要屠的有三等:“其一系川人,在川应募者,有系川人而在他省投充入伍者;其二系他省人而在他省投充入伍者,有系他省人而在川中随营者;其三有系明朝官兵者;有系阵前俘获者,又有系夥并响马内收入者,俱当尽诛。”有人认为由于粮食奇缺,张献忠的部队不得已而杀人充饥。

  明清之际,四川人口的锐减是惊人的。明万历六年(1578年),据官方统计,四川省“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,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”(《明会要》)卷五十。不包括大量的荫户、漏户以及逃亡人口),但到清康熙二十四年(1685年),四川“通省之户口,总计仍不过一万八千九十余丁”(见嘉庆《四川通志》),若把妇孺估算在内,设每丁折合五人,也只有九万余口。历代封建文人把四川人口的锐减归咎于张献忠,说他是杀星下界,杀人如麻。鲁迅先生在《晨凉漫记》中谈到过张献忠的杀人问题:“他开初并不很杀人,他何尝不想做皇帝。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,接着是清兵入关,自己只剩下没落这一条路,于是就开手杀、杀……”张献忠的统治使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遭到毁灭性的破坏;人口锐减,从而有从清初开始,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大移民,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湖广填四川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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